印者，信也，权也。古往今来，印章之于中国人的意义非凡，既是一份神圣的权力，也是一份克己的责任，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

          在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展厅的聚光灯下，有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银质印章，它见证了湘鄂赣苏区人民投身革命洪流的历史际遇，象征着湘鄂赣省的苏维埃政权，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这是一枚圆形银质印章，底座直径约为10厘米，厚度约为1.7厘米。印章的整个印面部分保存完好，镌刻的文字和图案清晰可辨。印面内容分为内外两圈，外圈环形镌刻着繁体隶书字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半部分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圈中心主镌刻有地球、麦穗、五星、镰刀和锤头交叉的环形组合图案。在印章的侧面等距离钻着四个小圆孔，是为安装固定可手持的印柄所用。

        1931年11月，“一苏大”在瑞金召开，湘鄂赣省的参会代表拿到了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一制作颁发给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公印。1932年4月5日，公印正式启用，成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权建立与发展的庄严见证。

       距离印章正式启用不过一周的时间，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迁址，一直到1934年1月，在万载县仙源驻扎了近一年十月的时间。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不断巩固，经济得以发展，文化教育也得以繁荣，革命根据地的各类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仙源为中心。

都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使湘鄂赣苏区的“心脏”——仙源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在国民党飞机炸弹的袭击中，省苏机关被迫撤离。

在撤离的过程中，为突破敌人包围圈，保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安危，保护机密文件的安全转移，许多同志以血肉之躯堵住敌人的枪口，即便是粉身碎骨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大部队转移到了安全地点，负责转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大印和机密文件的同志却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幸牺牲。千钧一发之际，他将随身携带的大印及文件藏在了转移途中的一片树林中。因藏匿十分隐蔽，大印和机密文件才免遭敌人之手。待战事平息后有同志折回去寻找大印的下落，却是杳无音讯。

从1934年到1963年近30年的时间里，这枚象征着湘鄂赣省苏维埃政权的大印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一次机缘巧合，这枚大印失而复得。

中国人一直相信天命的说法，尽管无神论者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不得不说缘分这东西的确是妙不可言。这枚苏维埃大印，多少革命同志有意寻之却求而不得，但发现这枚印章的伐木工人郭氏兄弟却颇有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意味。

时间追溯到1958年的秋天，哥哥郭桃仁从湖南平江老家跑到江西万载打工。机缘巧合应聘到官元山林场做伐木工人，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调任检坑作业队队长，作业的地区紧邻着铜鼓边界。看哥哥在江西混得不错，弟弟郭兴仁也前来投奔他，于是兄弟二人在官元山林场会合一同干起了伐木的营生。

1963年的10月，一天，兄弟二人一起上山去找杉条，郭兴仁活儿干了一半忽然腹间一响，于是放下手里的活儿到后山出恭，原始山林没有厕所，郭兴仁只得随地找了个小坑解决生理问题。期间，郭兴仁打量周边环境，在一堆腐烂的枯树枝叶里发现一个状如医用皮箱的物体。

满怀着好奇心的他跑过去从腐叶堆里把皮箱子扒拉出来，用了很大的力气想把它提出来，皮箱子却在郭兴仁用力的瞬间裂成碎片，里头厚厚一沓的稿纸已经腐烂成泥无法辨别，一个圆形的印章也在同一时间骨碌滚了出来。郭兴仁赶紧把印章拾起来，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擦，金属印章在折射进密林的光线里闪着光亮，想要辨认印章上的文字。但是只读过一年书的郭兴仁没有成功，看着印章上的图案，又不像普通人家用的那种刻字章，他断定这枚印章应该是个值钱物件儿，于是用自己的外套把印章包起来，带回了伐木队的驻地。

心想着哥哥应该比自己见多识广，郭兴仁便把印章拿给哥哥看，顺便把自己一天的见闻讲了讲。郭桃仁用泉水把印章洗了个干净，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看不太仔细的他还拿来了印泥，将印章蘸上泥在自己的本子上盖了好几个戳。

然而同样认不全印章上的繁体字的他同样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也理所当然地没有把这件事上报上去，只是将印章随意收到了自己的置物箱里，便不再当一回事。第二日又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继续同工友上工了去。

故事到了这里，看来苏维埃大印也是碰上了自己的“有缘人”，被发现，被带出泥泞的山林。只可惜自己的“有缘人”没什么文化常识，尚且不知道这枚印章的重要性。看来，从发现到被收入博物馆，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也尚需一个恰当的机遇。

直到1964年春的某一天，身为队长的郭桃仁去到万载县城参加林业工作会议，他顺手带上了自己盖了戳的笔记本一同去了会场。开会时，先前用印章盖上去的戳却成功引起了不少与会代表的注意。在会议散场的时，挂在会场中央的大喇叭突然播报一条“请官元山林场检坑作业队队长郭桃仁饭后速至会场对面的县公安局接待室”的公告。连播三遍，听到通知的郭桃仁提心吊胆起来，心想着自己老实巴交的也没做什么坏事，怎么就要去公安局“做客”呢？心里有了事便茶不思饭不想，午饭匆匆对付了几口就立刻去了公安局接待室。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向他索要了早上参会时他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郭桃仁以为是检查会议笔记，心想着记了一堆鬼画符的他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儿，只得大着胆子解释说自己不认字，只能涂涂画画做些自己能看懂的记录，对领导绝不敢有半分不敬。

结果，公安局的同志打开他的笔记也只是对他用印章盖戳的那一面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指着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章面严肃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实巴交的郭桃仁不敢有半点马虎，把自己经历的全部交代了干净彻底。听完了郭桃仁的讲述，公安局的同志叮嘱他：“此时关系重大，在没有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前还烦请郭同志配合，不得擅自做主离开会议驻地。”

    次日清晨，县公安局的三部大卡车载满了公安同志与民兵，由郭桃仁领路前往印章的发掘地点。在途中，公安局的同志也向郭桃仁传达了他们此次行动的任务和目的：一是要将这枚苏维埃大印收归政府，二是要全面搜山以发掘老红军遗物，三是要查找红军烈士的遗骸予以迁葬。

    结果百十来号人在山上发掘了一整天愣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怀揣着失落带上郭氏兄弟发现的这枚苏维埃大印返回了县城。

    就这样，这枚失踪了整整三十年的苏维埃大印重回故里，在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接受万众瞩目与无上荣光。此后，郭氏兄弟便回到了湖南平江老家，再没有去过江西万载，也再没见过他们曾经发现的那枚印章。

    直到2014年，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湖南平江看望年逾古稀的郭氏兄弟，向他们带来了慰问与感谢。

    回想当年的经历，郭氏兄弟二人激动不已，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曾经和如此“历史文物”近距离接触过，而让苏维埃大印回归原位，也是他们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