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1953年6月23日到7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毛泽东在接见主席团成员时，握着一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将领的手亲切地说：“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这成为王宗槐一生最难忘的记忆。这次大会上王宗槐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部队唯一的代表。

      王宗槐（1915—1998），江西万载县双桥白茅冲人，1929 年在家乡加入赤色工会组织，1930 年参加了赣西红6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任红1军团第 3 军第 9 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及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第4 纵队副政委、第 3 纵队政委、63军政委，率部参加了青沧、察绥、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昆明军区副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他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是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为军队青年工作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 年王宗槐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年轻将军，同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宗槐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1932年1月，王宗槐作为红3军7师的团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宗槐不仅认识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萧华、红3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刘志坚，还首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领导。这次会议，为发展和加强红军部队的青年工作奠定了基础。王宗槐通过这次会议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青年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932年6月底，王宗槐被分到红3军7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调任红9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冬，被调到红2师政治部组织科任青年干事（青年科撤销）。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一精神，提出在红军部队中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受到全军上下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
      “青年冲锋季”活动，实际上是在青年战士中开展的竞赛活动。活动内容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即：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每人要识300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次活动中，王宗槐的聪明劲派上了用场，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提出：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50多年后，王宗槐对这次活动仍记忆犹新，发表回忆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
      正是这段青年工作经历使王宗槐解放后担任了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他上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好团中央和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的贯彻落实。
      在此之前，我军一直没有团支部，也未建立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系统，连队团小组一直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青年工作。为推动全军的建团工作，王宗槐全力以赴，积极筹办，召开了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毛泽东、朱德都为大会题了词。朱德亲临会议，作了《加紧建设我们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必须“大力发展团员，壮大团的力量”。王宗槐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团基本总结及今后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会后，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颁发了《关于目前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全军的建团工作在各单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军实现了罗荣桓主任所提出的“发展百万团员”的目标，逐步建立健全了团的各级组织。据1952年底统计，全军部队基层团支部达3万个。在部队建立团支部和团的工作体系，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大开创，标志着全军青年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军青年工作的蓬勃开展，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青年团员在党的教养下，为祖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堪称全国组织的模范。”作为总政青年部的部长，王宗槐功不可没。


      1995年5月，著名作家魏巍在为《王宗槐回忆录》写的序中，深情地回忆道，“他性格温和，待人亲切热情，谦逊有礼；他作风严谨正派，办事公道，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通情达理，因此，干部都喜欢接近他。我私人认为，这正是我军培养出来的典型的政治工作者的风度，尤其是组织部长（干部部长）的风度，怪不得过去人们把组织（干部）部门看作干部之家”。王宗槐长期从事组织干部工作，魏巍的评价正是其从事干部工作的生动写照。而其抗战时期光凭记忆报送2000名干部名单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一次反“扫荡”后，晋察冀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来到了平山县的陈家院村。一天，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但是，当时组织部并没有干部名册，因为每一次反“扫荡”前，组织部都会将所有材料销毁，以防泄密。
      但这难不倒脑瓜聪明的王宗槐，他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名单一一列出。然后，又把1至5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另外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跟在后边抄写，三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 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造成了，总计近2000个（因分散，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计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称王宗槐真是干部工作的“活词典”。 50多年后魏巍仍赞叹“这种近似计算机的记忆力简直是神话了，然而这却是他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所养成的。”而王宗槐只是淡淡地说这都是聂荣臻司令员培养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王宗槐参加完中共七大后又回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为抢占东北，军区所在地张家口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在这里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王宗槐一直住在办公室里，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也在2000人以上，加上晋察冀军区干部的调进调出、伤残军人转地方的善后工作等事项，忙得不得片刻休息。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是对王宗槐工作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王宗槐被调到总政治部“一任三兼”：任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总政秘书长，又从事他所熟悉的组织干部工作。在诸多工作中，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做青年工作和干部工作上。在具体工作中，王宗槐忠实地贯彻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贯坚持的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的原则，坚持党管干部，反对任人唯亲、个人说了算的倾向。罗荣桓不止一次地强调：“政治机关、干部部门是干部的家，如果干部怕进政治机关，怕进干部部门，那就危险了！”王宗槐认真执行罗荣桓的指示，为建设“干部之家”呕心沥血。他和干部部的同志们一道制定和实施了进京干部的接待制度。不管手头多忙，对来京干部按不同层次做好相应接待工作，把温暖送到各级干部的心坎上。
      1958年11月，王宗槐从总政治部调到高等军事学院任政治部主任，1963年后任该院副政委、院监察委员会书记。1959年，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王宗槐等组织了著名的百名将军合唱团，还担任合唱团政委。在将军合唱团的活动中，他既是组织领导者又是积极参加者，自始至终起着引导和积极推动的作用。50年后，王宗槐的五个子女又参加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将优良革命传统世代相传。


      王宗槐不仅是一名机关中枢的优秀组织政工干部，而且还是一名独当一面的前线优秀指挥员。
      1947年12月，王宗槐调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委，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上任不久，王宗槐就遭遇一次险情。1948年1月3日早饭后，曾思玉、王昭前去野战军司令部开会，王宗槐在司令部值守指挥岗位。10点左右，国民党军分别从北河口、涞水、固城、徐水等地向4纵驻地发起突然进攻。王宗槐临危不乱，当即给11 旅旅长李湘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他们坚决顶住敌人的攻击。同时，命令12旅部队出击，支援33团坚守白楼阵地，并令29团插到平岗以西，策应32团。国民党军炮火猛烈，攻势很凶，11旅进行了顽强阻击，战至晚上，我军主动撤出阵地，转移到姚村镇西南地区。纵队指挥部移至孤山村。 1月4日，国民党军攻击我姚村镇及东西留村一线阵地，敌步兵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发起攻击。我军避敌锋芒，转向攻击固店、李家庄、马家庄的敌人，敌逃遁而去。
      1948年7月，王宗槐调任第3纵队政委，司令员郑维山。3纵是著名战将杨成武带出来的一支劲旅，驰骋华北战场，屡建奇功，威震四方，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王牌主力。选派王宗槐担任3纵政委和虎将郑维山搭档，足见领导对王宗槐的信任和器重。
      1948年10月26日，正当3纵在张家口怀来参加察绥战役与傅作义部队周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必须在四天之内赶到保定满城以南地区，阻止向石家庄进犯之国民党军。原来蒋介石见辽沈战役败局已定，平绥地区又节节失利，为挽回败局，密调两个军的快速部队，想趁解放军冀中、冀西、冀南兵力空虚之机偷袭石家庄，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扭转败局。他们配备400辆汽车，带着上百吨炸药，打算在四天后先集结于保定，然后向石家庄进发。我党地下情报系统及时获悉敌人的这个险恶阴谋，并报告了党中央。中央首长迅速作出赶调3纵、紧急动员民兵和人民群众等周密的破敌部署。
      怀来距离满城有250多公里，况且3纵七个多月来连续参加热西、冀东、察绥战役，征战3500余公里，干部战士相当疲劳。王宗槐、郑维山等纵队领导简单交换了下意见，迅速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收拢部队，迅疾出发，保证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坚决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纵队领导充分估计到这次行军的难度非同寻常，为了及时处置开进中出现的问题，王宗槐、郑维山带着几个参谋走在部队前面。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谈笑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为了隐蔽，他们只在夜间行动，每天要走50多公里，选择的还是崎岖的山路。指战员深知行军速度关系到最高统帅部的安危。同样，最高统帅部更是关注着第3纵队的行踪。毛泽东不时地问身边的人员：“3纵队到哪里了？”周恩来也一连三次向毛泽东报告第3纵队的行军进程。两天后，部队昼夜兼程赶了135公里，于10月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毛泽东闻讯后，非常满意地说：“3纵队可以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只要在30日前赶到望都地区，破敌就有把握。”在郑维山、王宗槐的带动下，3纵提前一天在30日拂晓到达了满城以南30公里的望都县。在3纵紧急南下同时，晋察冀野战军2兵团主力也在快速南下。第7纵队和地方部队、民兵，在军区和当地党委领导下，在保定南北，在清风店，在唐河地区，节节抗击，有效地阻滞了偷袭之敌。
      这时，国民党第94军右翼已经突破了解放军在沙河以北所设的防线，正在向20多公里南的沙河防线进攻。沙河距离石家庄只有几十公里，不容有失！3纵与第94军展开了激烈的赛跑。王宗槐一整晚都在不断地激励队伍：“快！再快！一定要把敌人阻击在沙河以北！”凭着顽强的毅力特别是全体将士保卫党中央的一腔热忱，他们的两条腿终于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于31日拂晓到达沙河防线以北的燕赵、东抵村一带，截住了94军的去路。3纵神兵天降，傅作义闻讯后大惊，急令部队撤回望都城固守。至此，敌军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彻底失败。
      这时新华社发表了《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电讯，无情地嘲讽“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谋，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离散了的军心，更加涣散。”王宗槐后来回忆道：“听了这则电讯，真是人心大快， 士气大振。后来我们才知道，新华社揭露蒋傅军偷袭石家庄的三则电讯，都是毛主席撰写的，是鼓舞军民，粉碎敌人阴谋的有力武器。”
      稍作休整，王宗槐、郑维山率3纵又参加了堵歼傅作义主力35军的新保安战斗，35军的覆灭使傅作义断绝了再战的念头，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3纵改编为第63军，隶属19兵团，郑维山为军长，王宗槐为政委。王宗槐也成为63军首任政委。随后，63军又参加了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在西北战场隆隆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王宗槐从一名织布伢子成长为一名开国将军，一生不乏传奇：第四次反“围剿”时，身后的背包挡住了一颗飞来的流弹，保住了一条小命；长征时在遵义打土豪，却“打”到了后来召开遵义会议的柏辉章会馆，无比荣耀；抗战山西招兵，借助红军书法家舒同的一手好字，竟然组建了一个定襄团……而他与夫人范景明的不凡婚姻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传奇。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人称阜平三姐妹的范景新、范景明、范景阳，分别嫁给了开国上将王平、开国中将王宗槐、开国少将易耀彩，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三姐妹的真相，其父范成儿也成了中国“最牛老丈人”，其实范景阳是范景新、范景明的堂妹。
      王宗槐与范景明能走到一起，是范景明的姐姐范景新和姐夫王平的功劳。1941年，26岁的王宗槐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调往3分区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去报到后，分区政委王平谈完工作就对他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是个党员，19岁，人聪敏，长得也好，原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现在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
      两人第一次见面很拘束，第二次见面后，就有所发展。在王宗槐的眼中，范景明“举止端庄，面目俊俏，身段匀称，加上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原先还有所担心的王平松了一口气，他对范景新说道：“这下好了，组织上再也不必为他担心了。”原来，一年前，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结束后，聂荣臻带着王宗槐到杨成武的1分区去检查工作，王宗槐突患伤寒病，这在当时可是个要命的疾病。聂荣臻把军区卫生部为他备用的稀缺药品“维他赐保命”给了王宗槐，并嘱咐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如果他死了，尸体运到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入殡。要是能救过来，趁他住院治疗，在你手下给找个对象，他不小了。该解决婚姻问题了。”王宗槐病好后，叶青山为他物色了好几个，却一个也没谈成，叶青山和王平说起过这件事。王平与王宗槐早在红军时期就认识了，也有心给王宗槐找个对象，王宗槐调来3分区当政治部主任，王平自然就张罗起来。
      1942年夏，王宗槐调任第4军分区副政委，两人只能鸿雁传书，书信递情，感情日益增深。1943年8月王宗槐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当时已够成婚条件，但为了支持范景明的学业，他们商量将婚期推迟。到延安后联系更为不便，但这隔断不了两人的相思之情。1944年初范景明从白求恩医科学校毕业。王平让范景明随晋察冀教导2旅一道去延安。3个多月里，范景明行程千里，历尽艰辛、险境，终于在延安与王宗槐相聚，真可谓千里迢迢来完婚。这让王宗槐感动不已。
      经过党组织批准，他们终于结婚了。6月26日，是两人完婚的日子。前来道喜的人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绝，艰苦的革命岁月也没有什么贺礼，有的只是真诚的祝福。邓颖超、钱瑛、帅孟奇、李伯钊四位大姐一进窑洞就笑嘻嘻地说：“我们四人送你们四句话：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这也成了王宗槐夫妇二人终生的共勉。才子郭化若送来贺词：“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陈奇涵、倪志亮、郭洪涛、邵式平四对夫妇的赠诗充满诗情画意：“相识在抗日疆场，合聚在模范的后方，卿卿我我，话短情长，从此花宿双飞，准备弄瓦弄璋。”刘澜波等五人的贺诗是：“一个是如花似春，一个是不世奇男，那个家居燕北，这个长在江南。千里姻缘红线牵， 你俩相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人说三岛有神仙，我说神仙在人间。今天恭贺花烛禧，明年再赴汤饼筵。 螽斯衍庆，亿万斯年！”这些贺诗贺词太珍贵了，行军打仗随身携带不太现实，那只有把它们抄录下来永远珍藏，于是夫妇二人忙活半夜把它们一一抄录在小本本上，这也使后人有幸得识那个年代的纯真感情。而这个小本本也成了历史文物，保存在了火箭军档案馆。
       从此，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中，王宗槐与夫人范景明相濡以沫，相依相伴，互携互励，谱写了一曲纯真脱俗、坚贞不移的爱恋欢歌。1984年，两人结婚40周年时，老同志们为两人祝贺，回顾两人走过来的风雨之路，范景明深情地说，“我们呀，是按照邓大姐她们说的那样， 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地生活了40年!”2013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以两人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拍摄了《王宗槐的战地情缘》，在电影频道放映，一时传为佳话，也为两人的传奇爱情做了注脚。
       1998年10月30日，王宗槐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2016年2月10日，王宗槐夫人范景明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