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9年11月15日凌晨，株潭车陂樟树下，一间寒风嗖嗖的破草房中，传来婴儿哇哇降生的啼哭声。不久，邻居李大嫂匆匆出屋来，对一中年男子说道：“熙崇，恭喜呀！双胞胎，又添两丁，快找一块棉布来包那细伢子”。熙崇在堆放着破布烂衣的一只大晒盘中翻来找去，仍找不出一块象样的棉布，最后只得脱下身上那件旧夹袄交给李大嫂。

添丁，在有钱人家来说，是件大喜之事，但在熙崇这一贫如洗的家中，却是个麻烦。他的脸上，见不到半丝笑容，看不到丁点喜悦，只见他紧锁双眉：唉，同时添两口，拿什么去养活他们呀！“送掉一个”的念头在他脑中闪现。当晚，熙崇与妻子商量：

“禾香，家里现在一粒米都么得，就靠那刚挖的一点翻薯（红薯）也吃不得几日。大人么粮，伢子么奶，倒不如把那个细伢仔送给人家”。

“他爸，死活也一家人在一起。自家身上掉下的肉，你······你千万莫作贱他呀。”禾香泣不成声。

“我也是么得办法呀！论来哇，谁能舍得自家的亲骨肉送人呢？”熙崇蹲在泥地上，一双松树皮一样的手，插进蓬乱的头发中。少顷，他抬起头，望着妻子道：“咯样一家人饿死，倒不如把他给人，或许他能碰上一个好人，交条好运。”说完，就抱起细伢仔要往外走。襁褓中的细伢子似乎领略父亲之意，竟放声大哭起来，听之让人撕心断肠。妻子不顾一切从床上起来，扑向丈夫，抢过襁褓，死死搂在怀

“唉，那就一家人来熬吧！”熙崇只得摇头叹息。

这差一点被送人的细伢子，就是李文彬。

李文彬世代以农为本，父亲李熙崇，亦以耕作为生。母亲邓禾香，曾生过7男1女，因饥寒贫病，只带到4个。李文彬在苦水中泡到五六岁时，虽瘦皮包骨，却特别机灵。夏天，父亲从田里劳作归来，他会赶快搬过一张竹椅让父休息，随之又送来一把蒲扇为父纳凉。冬天，母亲洗衣刚停，他马上递上一只火笼。母亲自然是特别喜爱他。父亲见他聪明懂事，脸上亦现出了笑容。文彬七八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帮家中砍柴打猪草。11岁时，已能下田帮父耕作。13岁时，由祠堂供缴，在车陂幼学念书3年，后就一直在家务农，由于他刻苦耐劳，16岁时，已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力了。

1928年，浏万边特别支部成立后，党派员到株潭、黄茅一带做组织发展工作。苦大仇深的李文彬积极靠拢组织，接受党的教育。1929年，他秘密加入了农民协会，并暗地串连、宣传同村其他青年同走革命道路。在他的带动下，车陂村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同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斗争更坚决：打土豪，他带头；抗租抗债抗粮，他领先；没收分配土地时，他领头将地主的田租债契用一把火烧了。在1930年，黄茅“三·一八”暴动和“红五月”暴动中，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后被当选为万二区二十三乡乡苏主席。工作中，他秉公办事，刚正不阿。没收分配田地时，做到该没收的就没收，该分配的就分配，公平合理，办事公道。当没收李家祠堂公田时，一位族长对文彬说：你自己也是李家的人，你读几年书都还是祠堂缴的，你现在当了乡苏主席，连自家咯祠堂都不顾了。李文彬毫不犹豫，坚决地说：不管是李家祠堂还是阳家祠堂，当没收的就没收，冒价钱讲。如果我当乡苏主席不分李家的，那还有阳家的书记就可不分阳家的，咯运动怎进行得下去呢？说得那老者无言以对。当地群众称他是：李包公。

1931年10月，在万载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李文彬当选为县苏土地部长后，他的担子更重了，他深知土地也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了把全县的土地革命运动搞好，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抓好这一工作。他领导成立了县苏土地委员会，随后，在全县认真进行了清查土地的工作，把原来分配不公的土地进行合理调整，坚决实行优待红军政策，让红军家属分好田，以安定前方红军战士之心。给脱离敌军的士兵也分配土地，以瓦解敌军。同时，他积极在各区筹建合作社、耕田队、犁牛站，帮助贫困户解决耕牛和资金等问题，激发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

1932年8月，在中共万载县第三次党代会上，李文彬当选为出席全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后调任万载县苏副主席。

同年10月，选任万载县反帝大同盟青年部委员。1933年8月，在万载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万载县苏主席。

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向湘鄂赣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到处设立关卡，碉堡林立，焚林毁山，放火烧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严峻的时刻，李文彬坚守信念，毫无畏缩，仍带领万载苏区干群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与敌斗争。

1934年，省级机关撤出万载小源后，万载县苏机关亦转移到赤兴书堂等地分散活动。这年3月的一天，李文彬和县苏其他几位同志在书堂深圹埚工作时，不幸被敌包围。因敌众我寡，突围不成，李文彬当场中弹牺牲，时年25岁。与他一道工作的县委组织部长邱尚辉、副部长周金堂、粮食部长易成功、工会委员长钟林等亦被捕，后被敌杀害于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