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谭昌，本姓谢，名焕章。1905年出生于万载县株潭枣木桥竹子棚下。母亲魏氏，在家操持家务。父亲谢日生，是枣木桥首屈一指的草药郎中。还有公公、婆婆和哥哥，全家6口，全靠父亲走乡行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机。由于生活拮据，只得再租佃一些祠堂公田耕作。

焕章七八岁时，就得帮家中砍柴、打猪草。11岁时，全家省吃俭用，让他进了村小念书。焕章早起晚睡，除完成学业外，依旧担负着砍柴、打猪草的任务。

焕章性情好静，异常聪慧。在学堂，他成绩名列前茅，先生常夸他是块好料子。

读完小学，焕章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洲中学。

“谢家出人材啦！焕章可为我们祠堂扬名了。”

“他家缴不起，我们祠堂要出钱缴。”谢家屋场的长辈们议论着焕章读书之事。

就这样，焕章依靠祠堂供缴，于1925年顺利地完成了东洲中学的学业。这时，焕章也长成为五尺汉子，他胖瘦适中，鼻子微勾，讲话时稍带鼻音。

毕业后，他先后在株潭正谊小学和明道小学任教。执教时，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提出的疑问，他总是讲得透彻清楚。他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有着朴素阶级感情的焕章，深知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之不易。因此，他对穷学生更是循循善诱，开导他们要争气读好书。生活上，他给予穷学生特别的照顾和帮助。乡民们提起焕章老师，无不称赞他是个好老师，待学生像自家的崽一样。

在他求学与任教时，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焕章享读了大量的新文化书籍。受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与亲历现实，耳闻目睹，他憎恨国民党反动政府腐朽没落，憎恨蒋介石卖国投敌的感情日渐强烈，热爱祖国，向往光明的赤子之心也愈见分明。

（二）

1928年4月，中共浏万边境特别支部在旗燕山成立。同年冬，革命烈火燎烧到株潭枣木桥。焕章像“久旱逢甘露”很快就加入到革命行列。谭昌，便是他参加革命时之化名。

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探求革命真理。一方面利用教书之便，积极宣传革命道理。他一次又一次向群众宣传：为使千家万户能安居乐业，为妻室儿女一家团聚，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平时沉默寡言，不善谈吐的谭昌，在宣传革命真理时，竟变成了慷慨激昂，滔滔万言的人了。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不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青年涌跃参加赤卫军，中老年纷纷加入农协会，少儿们也组织起了童子团，为苏维埃站岗放哨。至1929年，枣木村的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由于谭昌立场坚定、工作积极，192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3月，谭昌等带领枣木桥赤卫军积极配合红五大队参加黄茅“三·一八”暴动。

同年6月，万二区二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谭昌当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他组织农友们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并带头把谢家祠堂公产全部没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1931年，谭昌调中共万载县委工作。

同年5月，万载县保险委员会成立时，谭昌被推定为委员。

7月，中国共产党万载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谭昌担任大会筹备处主任职务。后任县委秘书处事务科科长。

同年底，谭昌调上宜工作团搞白区工作。由于人地生疏，工作开展不顺利，使他产生了畏难情绪。在县委给予他必要的帮助教育后，谭昌克服了工作中之不足，革命斗志更坚定了。

1932年夏，谭昌调湘鄂赣省互济会工作。

（三）

1933年春，谭昌因犯疟疾，自省互济会回家养病。他身体阵冷阵热，冷时，家中两条破絮全盖在身上，还是冷得牙齿打颤。热时，全身滚烫，似火烧火燎。尽管如此，他还是念念不忘工作。谭昌的叔父听说他病了，前来探望他，见他病势不轻，就劝他说：“闹革命既苦又危险，也冒什么出路，不如你病好后，随我到桐木去谋生倒稳当些，莫再回去担惊受怕了。”有着股子韧劲的谭昌听后极为气愤，他大声回敬叔父；“我谭昌做事绝不半途而废。宁愿去死，也不脱离革命”。“好心”的叔父只得摇摇头走开了。

病愈后，省里派同志来接他归队，临走时，他和哥哥有吉商量筹集革命经费之事。自谭昌参加革命后，哥哥苦心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爆竹庄，以维持一家人生活。哥哥和谭昌的关系甚好，且通情达理，积极支持谭昌的工作，常把节衣缩食来的几个钱给谭昌捐献给互济会做革命费用。这天，哥哥又拿出40块银元给谭昌说：“家里早几天卖爆竹得了130块钱，我留下90块家人吃穿和买纸等材料，这40块，就给你带去”！谭昌非常感激哥哥对他的支持，但想到互济会还有其他同志，他对哥哥说：“阿哥，如果是我一个人，这40块钱当然不错，但我们互济会有9个同志啊！他们的活动经费、生活开销等······”。尽管弟弟没往下说，哥哥还是明白了弟弟的意思，他略一思索，就转身进房把余下的90块银元全取出来，对谭昌说：“你全拿去吧！家里再另想办法”。谭昌紧紧握住哥哥的手说：“阿哥，我代表同志们谢谢你！”

（四）

1933年初夏，组织上决定派谭昌到白良、三兴一带做组织发展工作。他服从分配，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天下午，谭昌急急赶回枣木与家人告别。妻子巫月英见丈夫回家，欢欢喜喜倒茶递烟，并忙着进厨做饭。

“月英，不用做饭了，我马上就要走。”谭昌对妻子说。

“怎么，出去这么久，刚刚归屋又要走？”

“嗯，今晚还要赶到三百坵去”。

“三百坵？”月英清楚，三百坵是个赤白交界的游击区，到那里去是非常危险的。她望着丈夫那胡子拉楂，又瘦又黑的脸，不免有点心酸说：“焕章，自我嫁过门后，你就没在家安乐的过几天日子，你······”话未说完，竟自流下眼泪。

“国民党三日两头来‘清剿’，哪来的安乐日子过啊！

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

“我知道，你是为大家好，可我总是不放心，怕你······”妻子一边抽泣，一边为丈夫准备衣物。

这时，他们4岁的女儿华英“蹬蹬蹬”地从禾场跑进屋来，撒开两只沾满泥巴的小手扑向谭昌：“阿爸！阿爸！”谭昌弯腰把女儿抱起，在女儿脸上亲了个响吻，以下巴的胡楂扎在女儿脸上，逗得华英“咯咯咯”笑个不停。妻子望着他们父女俩那亲热的样子，想到丈夫马上又要离别，止不住眼泪又一串串往下掉。她怕丈夫难过，又忙扭过身子，用衣角将脸上泪水抹去。细心的谭昌，对妻子这些动作看得一清二楚。谭昌虽是性格内向，却感情丰富。他爱父母妻女家人，愿同享天伦之乐，但为了革命，他更愿忍痛割爱。因此，他强压感情，对月英说：

“月英，别难过，过不几日，我又会回来看望你们。”

月英知道丈夫的韧性，点点头，哽咽着说：“你去吧！我们等着你回来。”说完，把女儿从谭昌手中接了过去。

谭昌望着纤瘦、娇弱、通情达理的妻子，心中升起一丝歉意：是呀，结婚以来，自己一直在外，无论经济上，感情上给妻子的都太少了。他走到妻子身边轻声地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陪着你和华英天天在一起。”说完，提起妻子为他准备的几件衣服，转身便走。

“焕章，你等等。”妻子跑进厨房，端出十几个熟蛋，塞进谭昌的衣包，说：“自家咯鸡生的，带在路上吃吧！”

夫妻俩为鸡蛋推来挡去，最后，谭昌只得带上妻子的深情厚意，匆匆上路。

谭昌来到三兴，住在三兴武家坊韩克亮家中。他避敌注意，废寝忘食，早出晚归进行工作。1933年盛夏的一天黄昏，谭昌忍着饥饿和疲劳，从白良返回韩克亮家，途中经过万岁桥碉堡下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遭反动团防逮捕。

敌人对谭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妄想从他口中探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但始终未有所获。敌人恼羞成怒，把谭昌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8岁。

残忍的敌人还把谭昌碎尸几块，抛于一个红薯窖里。解放后，通过熟人了解，方把烈士忠骨收归株潭枣木故里。

谭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但就是这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亿万人民的幸福。人们是不会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