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26日，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曾沉重地写道：“万宜上县委经过了非常沉痛的巨大的牺牲，在最后的时间······又复牺牲二个同志：王建华和郑美玉同志，我们······追悼坚决奋斗壮烈牺牲的同志，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作最坚决的斗争······”

家庭“叛逆”

王建华，原名王世财，万载高村新竹人。1909年出生于纸业富裕家庭。父亲王亦林，开白纸行，后又当教书“先生”，是村里数得着的绅士。建华7岁开始读书，17岁在万载东洲中学毕业后，考入南昌省立高级中学。他从小酷爱文学，善于思索，在中学时代曾结识不少进步青年，深受新的思想影响，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曾使他兴奋、忧伤过。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他便毅然投身于革命，次年下半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王氏宗祠显赫有名的王亦林的“逆子”。1929年以后，高村等地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至1930年，万载的革命运动即进入高潮。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每个家庭。在王亦林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个儿子各奔东西。大儿子王少怀担任了新竹靖卫团团长，小儿子王建华担任万载红五大队的政委，县工农兵暴委会常委。俩兄弟都升了官，却水火不相容。王亦林对小子大为不满，常怨恨和忧伤。有时，也为此庆幸，按他的话说：“娭（我）是红也吾（不）怕，白也吾怕。”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后来，王亦林终于与人民为敌，被苏维埃政府予以镇压。

迎难而上

建华入党以后，就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派他到哪里，他就奔向哪里，组织分配的任务愉快地接受，不打个人算盘，不顾个人安危。1930年“三·一八”暴动后，革命火焰很快燃遍了宜万边境的峰顶山区，在峰顶山北麓设立的万六区革命势力得到发展。但不久，国民党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组织地方民团，建立地主武装，进行疯狂的报复，使刚刚兴起的红色区域大部分被丧失，万载的桃源、梅源、宜春镜坑、粟埚等地几乎形成无人区域。中共万载县委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工作，调任建华为中共万六区区委书记。他一到峰顶山区，首先注意团结教育区委一班人，常找各部门的负责人谈心、疏导，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他不畏艰险，常日夜奔波于赤白交界的游击区域，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整顿加强了革命武装，打击了敌人的“进剿”，不仅收复了蓝田，里山、高城等地，而且扩大了万六区的红色区域，局面大为好转。1930年7月，万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建华选在县苏执委。1931年7月以后，建华改任中共万载县委工运部部长、中共万载中心县委委员、万载县红色警卫营政委等职。

1932年秋，万载中心县委根据湘鄂赣省委向东南发展的指示，发展峰顶山红色区域，贯通湘鄂赣与湘赣苏区的交通线，决定撤销峰顶山工作团，改设万宜边中心区，调建华为中心区委书记。

建华回到峰顶山区时，召开中心区委工作人员会议，他操着一口客家话说：“县委派娭（我）建华来到峰顶山根据地，娭愿与各位同为CCP鼎力工作，如果纵横百里的峰顶山有哪个旮旯没有分到田，娭建华誓不下山。”

当时，随建华至宜万中心区的还有刚组建的湘鄂赣万宜边游击纵队。建华为完成发展峰顶山区红色区域的艰巨任务，他很重视武装建设，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并亲自率领游击队转战峰顶山区，运用“声东击西、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先后歼灭了峰顶山周围的反动武装。从此，革命势力日益壮大，岭东柴田、高城昌桥、郭源、高桥一带，宜春镜坑、大石笏附近均被重新开辟。

1933年春，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以原高城区辖境为基础，将跨万载、宜春，上高三县边境的峰顶山区，新设万宜上县，万宜边中心区委亦改组扩大为中共万宜上县委，王建华任书记。县委为执行向东南发展的任务，抽调干部组织了前进工作委员会，分赴上高的田心、斗门，思前铺和宜春的三阳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这些地方都先后建立了革命组织。后来，革命势力发展到分宜的高岚及宜春的彬江、下浦务地，跟袁州只有区区十华里了。湘鄂赣苏区与湘赣苏区的秘密交通亦已建立。全县拥有3个区党委，30多个党支部。

厚人克己

建华风格高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不仅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对同志也关怀备至，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1931年后，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苏区的财政经济比较困难。建华总是教育苏区干部振作精神，艰苦奋斗，开源节流，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他自己且身先士卒，克勤克俭。他穿的非常简朴，长年穿一件蓝色劳动服，过冬也是内面一件白洋布衬衣，外加一件穿了多年的烂棉袄。1932年冬，同志们见他寒冬腊月穿着一条单裤子，还破了几个窟窿，连肌肉都露出来了，有人劝他：“建华同志，你的裤子穿得这样烂了，也该换换，由公家跟你做一条吧。”他躬身看了看，顺手抽几根稻草把破口扎住，笑着回答说：“这不就补好了吗，何必花公家的钱去做过呢”。由于战斗频繁，条件艰苦，他在生活小节上不大讲究，就是剃头，有时隔二三个月才剃一次。吃饭时，常就地而席，有时有凳子也会蹲在凳子上。不知谁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大闹天宫的“猴王”。久而久之，有人叫惯了，不叫他“书记”，常称他“猴王”，他也习以为常，不摆书记架子。

他对自己生活小事不大讲究，可对待群众，对待同志却非常认真。他在群众家里吃餐饭，就一定给钱。他没有烟、酒嗜好，也不乱花钱，每月领到的块把银元，主要是用来付群众的伙食钱。有一次，苏区干部凌彪偶尔向他提到家里的棉被被国民党抢走了，建华当时安慰说：“不要操心，领导上会帮助你解决的”。凌彪当时也不在意，以为这仅是一句安慰话。但建华却把它记在心上。后来，游击队在一次打土豪时，缴获了一批财物，建华就嘱咐队领导通过报批手续，从中拨给凌彪一床棉被，凌彪异常感动，常给同志们提起这件事。当时，县里有个童养媳出身的妇女干部叫郑美玉，因自己没文化，工作中常碰到不少困难，他便教她学文化。后来美玉在他的耐心帮助下，长进很大，学会了识字写信。

百折不挠

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33年秋，国民党“剿匪西路军”六十二师钟光仁旅一部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烧光、杀光、抢光”的战略策略，大举围攻峰顶山革命根据地。敌军捕捉上千民夫，强迫他们日夜砍伐森林、放火烧山，围困苏区军民。万宜上县苏区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建华值此危难之际，十分注意加强自身队伍的思想建设，教育同志克服困难，坚持斗争，树立必胜的信念。他常给同志们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故事鼓励大家。他还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打富济穷的，是为民众求解放的，即使牺牲了，后来的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不要做贪生怕死鬼。

在建华的带领下，苏区干群团结战斗，没有粮食，便以野菜、竹笋充饥，在高山密林之间，给敌人兜“圈子”、打游击，坚持艰苦的反“围剿”斗争。

后来，山上的树木杂草被敌人烧光了，山上的绝大部分民众也被国民党强迫移民下山了，房屋几乎烧光了，方圆近百里的峰顶山区，仅剩下4间和尚庙。我们的同志“从山下到山腰，由山腰到山顶，再由山顶到山腰”与敌人周施，不敢进屋居住，只能在土沟里、石洞里栖息，他们就是这样渡过那日日夜夜。

英勇殉难

1934年元月一天，王建华带领县里十多名干部转战到谷源矮子塘时，地方交通送来情报，说敌军又到里山，他们即退到大庵里附近。这时，县委秘书张宏因头痛去找和尚看病，建华就在距庵里100米左右的山头等候。等张宏进庵不久，敌人就冲了过去，把他和少先队副队长周国的老婆一起捕走了。

由于敌我悬殊，建华带领几个同志只得转移到宜春箬埚大壁下茶山上（冷水埚）一个山洞里宿营。这是一个寒风雨夜，临睡前，白区工作组长钟仕吉发现周国不在，就问廖贤，得知周返回去了，言是到一亲戚家买米去了。建华一听，觉得势头不对，联想到周国平时私心较重，周国又知道行动目标，此去必凶多吉少，当即决定大家转移。

不出所料，周国下山便叛变投敌，半夜带领驻扎里山的一营敌军偷偷围山“搜剿”来了。当时有两名干部走出洞口二三十步远，就发现敌军，王建华等穿好衣服刚到洞口，敌军就一排子弹向洞里射来，他举起手中枪奋力还击，但寡不敌众，当场中弹牺牲，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